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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玉器上镌刻的古蜀文明密码

发布时间:2017-09-29 07:17:19  来源:四川日报
编辑:刘波  

  商周十节玉琮

  商周玉海贝形佩饰

  商周古蜀璧形玉钺

  商周古蜀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

  商周古蜀玉有领牙璧

  商周玉戈

  商周兽首阑玉璋(955号玉璋)

  2000多件制作精巧的玉器来自哪里?所为何用?为何被集中埋葬?

  □本报记者吴晓铃

  成都,金沙遗址博物馆。在布置得幽暗神秘的展厅,3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制作的各种精美玉器,总能和太阳神鸟一样,令游客久久驻足。色泽温润、造型别致的玉璋、玉戈、玉钺……成为古蜀文明灿烂成就的直接见证。

  和神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一样,金沙玉器来自哪里?所为何用?为何如此大量被集中埋葬?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。2017年9月24日,《玉汇金沙——夏商时期玉文化》特展暨“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。金沙玉器上镌刻的古蜀文明密码,被学者层层揭开。

  金沙最精美玉璋与中原玉器同宗同源

  2001年,金沙遗址的出土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。在超过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,出土金器、石器、铜器、漆木器、象牙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,数量巨大,内涵丰富。在300多件玉璋中,其中一件最精美的墨色玉璋,最为吸引眼球。

  玉璋,一种呈扁平长方体、夏商时期统治者的威严礼仪用具。在金沙遗址第4展厅,可以清楚看到这件编号为955的玉璋呈现半透明墨色,相比同时展出的其它玉璋,它的质地纯净细腻。凑近看,可见玉璋柄部主干处的扉牙精雕细刻,龙形兽伏卧张口,气势十足。

 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邓聪看来,这件玉璋格外“鹤立鸡群”。

 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邓聪一直从事夏商时期的玉器研究。在金沙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,他认为“955”实在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根据近年对四川出土玉器的研究,可知三星堆、金沙遗址的夏商玉器,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汶川一带。跨越数千年,这些玉器变得五颜六色。但“955”在3000多年以后,墨色依旧,“从原料来看,它极可能并非来自四川。”邓聪说,“955”之所以被称为金沙玉器中最精美的玉璋,还在于玉璋柄部装饰的扉牙,被做成了龙头的造型。这种龙头的构筑非常复杂,而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,只有“955”的扉牙精致而独特。在对金沙数百件玉璋的研究中,邓聪发现很多玉璋的形态可以明显看出相互之间的影响,“如果‘955’这件玉璋是金沙生产的,那在金沙遗址应该还有它的‘兄弟姐妹’。但是通过对比研究,我们发现它的形态独一无二。”

  这件气质独特的玉璋来自哪里呢?邓聪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答案。以金沙遗址为中心,他发现长江中下游、岭南等地出土的玉璋,和“955”的形态毫无关系。但是目光向北,在河南郑州望京楼遗址出土的玉璋中,却找到相似者。邓聪说,在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(距今3800年~3500年,相当于夏、商王朝时期)的出土玉璋中,明显可以看到与金沙墨色玉璋相似的龙形扉牙,它们在形制、工艺方面十分相似,“鉴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比金沙要早,所以金沙的这件玉璋形制,应该就是受到望京楼玉璋文化的影响,二者一脉相承。”

  回到金沙,邓聪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中,有的可以清楚看出外来文化在此扎根后,形态呈现出由繁到简的细微变化。但最精致的“955”和它在各地的“亲戚”们,却似乎一直拒绝改变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

  一个可以推测的结论,就是这种造型,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。

  邓聪说,在望京楼遗址中,并非到处都散布着玉璋,而是只在最中心的宫廷区才有出土。“玉璋本来就是夏商时期宫廷礼仪文化的物质使者,同时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更是王权的象征。”那么,金沙遗址的这件“955”玉璋,极可能就是古蜀的王族接受了玉璋在礼制或宗教上的象征意义,于是从遥远的北方“进口”,或引进原料和技术,最后在金沙发扬光大,成了“王者”的象征。

  金沙、三星堆是夏商玉文化向西南传播的大本营

  2000多件玉器、300多件玉璋……如此巨量的玉制品,令金沙玉器世所瞩目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,它们证明古蜀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金沙和三星堆更有可能是玉璋文化的“中转站”和再生产大本营,促进了这种象征意义的产品向东南亚传输。

  除了业内人士,很少有人知道金沙与三星堆出土玉璋的数量、种类和品质,在全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。它为何会在中原地区之外大量存在呢?

  2002年,越南考古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在越南Xom Ren遗址进行联合考古,发掘出大量陶器及玉器。而在1970年代,同样是这个遗址,曾出土46厘米长的玉璋。

 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。当邓聪把望京楼、金沙和越南Xom Ren等遗址出土的玉璋进行比较,他发现从郑州望京楼到越南跨越数千公里的距离内,玉璋虽然在龙颈、龙身、龙尾、前额、口等细节具有细微的变化,但技术与样式却呈现出划一标准。这种相似程度,在他看来是中原同一体系的玉工在数代间的传承产物。邓聪说,关于玉璋的起源地,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。但相对主流的观点,认为是首先出现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,到距今4000年左右,从黄河流域逆向扩散进入陕西、甘肃。约距今3700年至3600年左右,河南二里头遗址中的玉璋出现巨大化特征,玉璋成为成熟的王宫礼仪道具,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。到了距今3500年至3000年左右,玉璋文化又向南进入长江水系,其中一支进入四川盆地。

  大量玉璋开始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集中出现。

  在王巍看来,它们应该属于在此制作,并且有其独特的用途,“王者进行赏赐,馈赠或者贸易均有可能。”结合越南玉璋形态和三星堆、金沙的相似,他认为极可能就是中原的玉璋文化进入成都平原以后,以此为文明中心,继续向西南辐射,并最终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。

  这种文化的辐射并非个例。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也岀土类似文物,因此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显丹说,通过对越南出土玉璋和部分青铜器的研究,古蜀文明的影响到达这里显而易见,这与文献记载的蜀王子泮南迁越南并建立政权是吻合的。

  王巍认为,尽管中国历史上对古蜀文明的书写造成其闭塞落后的印象,但是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,三星堆、金沙代表的古蜀文明,在同一时代的某些方面,并不输于中原文化,并且有的甚至还居于领先地位。玉璋在金沙的大量出土,可能就是金沙作为玉璋“生产基地”,在吸收中原文化之后,继续对外进行贸易和文化传播的证据。

  精雕细刻彰显古蜀智慧

 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,其优美造型体现了古蜀先民无与伦比的设计感。走近2000多件金沙出土玉器,其种类之丰、工艺之精,再度见证古蜀文明发达的手工制造。

  在金沙遗址出土时,2000多件挨挨挤挤的各式玉器,令现场所有考古人员都不禁发出疑问,“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,究竟拥有怎样的智慧,才能用纯手工的方式将坚硬的玉石打造成种类丰富的各式玉器?”

  这同样是考古学者们希望得到解决的疑问。金沙遗址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章义介绍,金沙出土的玉器是截至目前中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。金沙玉器种类丰富、工艺复杂,很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工的痕迹,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艺创造了条件。

  最新出炉的《金沙玉工——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》一书中,邓聪带领的团队利用高清微距拍摄玉器切、割、琢、磨的微小细节和使用痕迹,通过微痕工艺观察比较等方法,层层揭示出金沙玉器的工艺技术和来源。

  在没有现代切割机的古蜀时期,巨大的玉石料,往往通过“以绳攻玉”的方式进行分割。邓聪说,这种绳子,通常由动物皮毛或植物纤维做成,在浸湿以后黏附砂料成为砂绳。此时工人反复在玉料上拉动砂绳,坚硬的砂料磨擦玉料,就达到玉器分割的效果。

 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,则开始运用砂绳技术进行镂空雕琢。邓聪说,金沙出土的玉环、玉链同样可以看到砂绳拉动产生的纹路,这种技术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的间接承传。

  数量巨大的玉器,其原料来源,也在3年前水落石出。2014年,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、金沙遗址博物馆先后与成都理工大学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合作进行玉石料材质鉴定和矿产地调查,初步推测金沙玉器中最主要的透闪石软玉,来自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,其中部分玉器可以确认是来自汶川的龙溪玉。结合外来的各种加工技术,古蜀先民在玉器上雕琢出纷繁复杂的兽面纹、平行直线纹、人面纹和昆虫纹等,并切割出繁复的造型。

 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、成都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表示,金沙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成都文明史。对金沙玉器的研究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先的智慧、胸襟和创造精神,“随着宝墩、三星堆、金沙等遗址的发现,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、长沙流域的密切关系。它再次证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可能远远超岀我们今天的认知,但终将随着成都平原持续的考古而揭晓谜团。”

  特 别 提 醒

  《玉汇金沙——夏商时期玉文化》特展将展至12月24日。国庆期间,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实行延时开放,时间从平时的晚上6点延时至晚上8点,7点停止售票。本文图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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